新入宪的法治、人权等价值继续渗透、浸入这些干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它们是深度挖掘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边界（以下简称审判独立边界）意涵的重要背景和准则。

（后分为六文发表：《关于监察制度立法问题的探讨》，《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5900字。）等等，2014年写了邓小平的政改思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之探讨》，《领导者》2014年第5期，30000字。

）、这些虽还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但写作上较之过去有了明显进步，我当时很为自己的这些成绩而高兴。《关于陪审制的民主性之分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16000字。约稿时没有限制选题，说与宪法学有关的都可以，于是我就11月20号那天闪现的灵感写了此文，是那次开悟的思考记录。与此同时，这一年的3-5月开始断断续续地对第一本书（《宪法原理解读》）进行统稿。2005年9月写了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区别何在？》，《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14000字。

）和谐权（11月）、（《对和谐权的几点反思》，《法学杂志》2009年第6期，7000字。（不论是过去的讲稿还是后来的论文，都一如既往地在调整结构、理顺脉络、说理举例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质量上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用后来论文的标准看从前的讲稿，其论证、说理、逻辑都很粗糙，许多地方几乎漏洞百出。感谢朋友们的称赞和鼓励。

（二）行政法典化的限定性与开放性 行政法典化具有限定性和开放性，这是行政法典化具有容许性的关键支撑。倘若某一行政法制度或者规范本身就是不切实际或者不合理的，即使穷尽法解释学之力，亦无法作出确切合理的说明以解决问题。比如说，德国用了20多年，日本用了40多年。[60] 刘绍宇：《论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选择———德国经验与我国探索》，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53页。

要将这样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推动行政法典化，需要行政法学家们搭建跟实务界交流沟通的桥梁，建立健全相应成果转换的机制平台。[4] Gunther A. Weiss，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5，2000，pp435-531 [5]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行政法所规范的对象行政极为广泛、复杂和繁多，行政关系极其繁杂，技术性、专业性又比较强，而且具有不断变迁的性质，这决定了行政法由复杂繁多的无数法规范构成，且必须适应其对象的变化而采取相应变化的形态。（二）行政法学体系的融贯性 行政法以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为其调整对象，以规范行政权力的设置、运用以及对权力运用所产生的后果予以救济为其内容，由众多层次不等、形式各异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组成。在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大命题之下展开各自关注或者感兴趣的小命题之论证，形成了限缩法典说。[xxxviii]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将限缩法典说定义如下： 所谓限缩法典说，是指在承认行政法典化的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坚持问题引导立法，立法解决问题的价值导向，以各个击破的方法论，聚力于行政组织法、行政作用法、行政程序法等个别法规范的制定和完善，朝着行政法规范不断完善的方向持续努力的行政法典化。

大多数人认识到此举的不可行性。本文引入容许性的观念范畴，在承认行政法典之必要性的前提下，对其相关架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以及路径选择等相关问题展开检视。至于AI、区块链、元宇宙等新领域，都亟待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则不应过度强调共同特色，而宜随时回应现实需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我们在研究行政法乃至其他任何部门法时，不能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将某些法律规范绝对地划入某个法律部门。

一、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必要性 （一）行政法典化之多元内涵 笼统地讲行政法典化[ii]，其必要性是确定无疑的。推进个别法规范的制定，依然要务必警惕所谓立法时机成熟论，务必立足于容许性论证，要从可行性和不可行性两方面乃至多方面展开，而不是只讲必要性故而片名强调可行性。

为确保行政法典化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须强调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的科学方法论和政策法务，并按照各领域法治建设需要来推进各类法规范的立改废释并举。对于实务推进来说，则反映了人们对所讨论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有待深入论证探讨。

[i] 当下依然有人提及制定统一《行政法典》，这是对行政法的特质认识不足的缘故。如何确保其发挥正向的整合作用，便成为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共通重要课题。这种作用既可能是正面的，亦可能是负面的。而延续经验主义传统的普通法不存在普遍的法典化形式。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在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方面严重不足，除了在行政法典化这个大概念上取得一致外，无论是立法目标，还是路径选择，以及具体的法体系架构，每个层面每个阶段都存在较大分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目前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困难性。最具代表性的积极说是这样定义行政的：行政，是指在法之下，受法的规制，现实中为了积极地实现国家目的而进行的，整体上具有统一性的、连续性的形成性国家活动。

环境资源法等部门法的法典化推进活动[ix]，也给行政法之法典化讨论带来冲击。[10] [德]沃尔夫冈·卡尔：《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马立群译，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2期，第157页。

[25] 行政行为概念最早在法国行政法中出现，但奥托麦耶将其引入德国后进行了改造，赋予其形式法治的功能，为后来德国行政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行政救济法（规定因行政活动受到损害或者损失的国民请求救济之程序）。

其根本原因在于实际行政活动的规律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全、把握准、把握透。其任务重，工作量大，亟待确保人力资源。

[xxix] 同前注[10]，钟瑞华、李洪雷文，第72页。[xxxi]《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使得行政法典化面临新的机遇，但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相关条件尚不能证成立法时机成熟论。例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强调：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45] 感谢韩国行政法学者郑二根教授对韩国《行政基本法》相关问题的解答，这一观点受郑二根教授的启发。

该条规定明确了行政许可的初心，对于行政许可法治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五）行政法典化之必要性的辨析 行政法典化的必要性还可以列出很多。

无论行政法典化所指向的内涵是什么，其都会对行政法体系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发挥确认、修改和整合的作用。美浓部达吉借鉴奥特·玛雅的行政法学，创立了日本行政法学，确立了总论、各论（分论）二元架构的行政法学体系。

推动行政法典化当然需要行政法学家，这是毋庸置疑的。[xii] 关于行政作用法体系，参见[日]南博方著，杨建顺译：《行政法》（第六版·中文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0-38页。

这既反映了人们各自认识的差异性，也说明行政法典化就是多种多样的法规范制定和汇集的过程，不应该将其作狭义的、排他的界定。提倡对制定统一法典的理论探究，有助于完善科学的行政法学体系。对于行政法典化的推进路径、阶段安排、资源调配等问题，依然存在不同观点。若仅关注共同行政行为，则往往不能充分把握现实的行政现象。

[xiii] 例如，《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规定，各部设副部长二至四人。这种情形在德国也存在，例如，毛雷尔将行政组织置于第六编，其后只有第七编国家赔偿法。

[lviii]站在推进行政法典化的角度看行政法学研究，便会发现许多理论研究成果远不能满足立法实践的需要，难以提供学科融合基础上的行政法学体系，在诸多领域、层次或者阶段也不够到位。[6]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3页。

这里面也有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专业支撑度不足的，比如说行政程序立法的搁浅，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而行政程序法相关研究未能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viii] 参见章志远：《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选择》，载《法学》2018年第9期，第86页。